预期压力成为高管犯罪动因

　　首先，股价的变动每分钟都在对企业业绩和前景做出挑剔的评论；股市分析人士、基金经理和新闻记者们仔细研究着公司的季度业绩；敌意收购的威胁无时不在。这个体系中，高管的可信度取决于能否使利润持续上升。他们还不得不学会谨慎引导分析人士预期、并最终“实现目标数字”的艺术。

　　以这种方式将首席执行官置于财务高压下存在弊端，那种令他们失去道德约束，转而造假账的压力更是有害。人们这么做的潜在假设是，企业能够实现始终不断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能超出平均水平。

　　另外一个假设同样荒谬，即认为会计学是一门客观科学，能够提出一个值得实现的确切目标数字。而游戏规则的奇怪之处在于，要由高管设定衡量自己的标尺。

　　由于现在如此之多的雇员都持有所在公司的股份，实现目标的迫切需要也许整个组织都能感受得到。在这种仪式化的预期游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窜改业绩以使股价继续上涨的诱惑。如果奖金和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标准与股票表现挂钩，这种诱惑将尤为强烈。

　　从安然到荷兰皇家壳牌的一系列企业丑闻中，这种压力驱使高管篡改数字，以提高自己的报酬。然而，高管也可以完全合法地修改支出决定，操控会计政策的选择，使季度收益趋势更为平滑。

　　在通用电气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自传中，上述两难困境的本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呈现出来。通用旗下投资银行子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在1994年曾发生过一场灾难，韦尔奇在自传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基德尔的债券交易由约瑟夫?杰特运作，他杜撰了一系列虚假交易来抬高自己的奖金。这些人为捏造的交易推高了基德尔公布的收入，在通用电气第一季度收益只剩下两天就要公布的时候，评估损失的通用电气经理人小组得出结论，需要在账面上冲销3.5亿美元，以弥补这个混蛋交易员留下的财务黑洞。

　　韦尔奇谈到了自己如何就发生的纰漏向通用电气14位业务领导致歉，而且他的感觉有多么糟糕，因为这件事将影响公司股价，并且伤害到每一位通用电气的雇员。他写道：“我们各位业务领导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通用电气文化的典型体现。尽管当季账目已经结清，但许多人立即提出要弥补基德尔留下的缺口。有些人表示还能从自己的业务中找到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美元，来中和对市场的冲击。尽管已经太迟了，但他们帮忙的意愿与我从基德尔的人那里听到的借口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不是出手相助，而是抱怨这场灾难会如何影响其收入。‘这会把一切都毁了，’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奖金泡汤了。我们怎么能留住人？’这两种文化及其差异从未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中。”

　　在杰克?韦尔奇看来，这里的道德问题归根结底是两种精神的冲突：一种是植根于华尔街文化之中那种率性而贪婪的个人主义，一种是通用电气主流业务经理人身上健康向上的团队精神。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外人可能会对这样的情形感到震惊：根据通用电气的企业文化，随意调整季度业绩数据居然被视为良好的团队协作。

　　一些人可能认为，从道德败坏的里氏震级来看，这样做的震级并不高。韦尔奇可以毫不迟疑地宣称，调整数据是为了矫正股市的短期主义行为，因此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预期游戏是有瑕疵的责任形式

　　根据预期游戏中多少有些武断的规则，篡改数据可能是种合理反应，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股东是否应该被告知通用电气这样做的根据？考虑到这种不透明的报告可能会将管理层置于危险境地，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创造性会计方法的风险在于，经理人最终会在他们所经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方面愚弄了自己。

　　确定股东是否被严重误导，是企业中无数道德灰色地带中的一个。不过，强调一下高管在调整财务数据时应该询问的问题，那还是可能的。

　　最基本的疑问在于对业绩的操纵不向股东公开。使短期收益趋势平稳是否真的符合股东利益，抑或暗中操作是为了保住高管的工作、奖金及其他与股票相关的奖励？是否存在这样的风险：窜改业绩的长期负面影响将大过对股价产生的短期效益？或者，更直言不讳地说，是否是因为公司表现恶化才无情地窜改业绩，以期事情出现转机？

　　业务公开通常是一个好的原则，除非它可能造成相关公司的竞争劣势。在操纵业绩的这个问题上，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是：经理人应该“实话实说”，除非坦诚相告显然会对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

　　如上所述，资本市场预期游戏是一种有瑕疵的责任形式。它将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公司表现的分析弱化为一项过于简单的信任度测试。对有关人士而言，更大的问题在于到底是否要参与其中。在美国，可口可乐已率先拒绝提供季度业绩指导。这是减轻道德压力的一个有效方式。（人民网 约翰?普伦德　阿维纳什?佩尔绍德 200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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